梁漱溟:真力量要從鄉村慢慢醞釀

當前閱讀:       發布時間:2015-10-01

1935年暮春,山東鄒平。一條“組織攝制電影籌備委員會”的消息,在縣城東關傳開,如憑空拋下的一塊大石頭,掀起層層波瀾。

  消息的開頭如此說道:“有中國電影社為使國人了解農村問題,促進鄉村建設起見,特函商鄒平鄉建當局攝制一切關于鄉運活動影片……”

  受資金或人力不足等多方限制,鄒平的鄉村建設未能在銀幕上定格。這場建設運動的締造者——一群在大地上奔走、期期于以身說法的知識分子,卻沒有浮光掠影地消失。他們杜鵑啼血,踏著梁漱溟的腳窩,探求民族自救、自強的道路,最終似砥柱般嵌入農村發展的歷史長河中……

“仿佛這才是我的行業”

  立秋后,小雨淅瀝。在鄒平農歷逢三、八的集市上,記者向幾位圍坐一起的老人問起“有沒有聽過或見過梁漱溟”。老人們年事已高,但“他當時在這里出大力氣了,日子過得挺好”的回答清晰有力。

  諸多鄉村建設的舊事,像火苗一樣再次在街頭巷尾燃起。如果當初影片拍攝成功并妥善保留下來,在蒼白的銀幕上,我們會看到鄉村建設推動者在千頭萬緒的工作中,匠心獨具勾勒出的框架。

  這些拍攝選題,在外人看來頗有面子。其中,有研究院方面的訓練部、農場、醫院兼衛生院活動,有實驗縣方面各科辦公、社會調查、警衛監獄等工作。當然,“鄉村”還得唱主角,有簡易鄉村師范、鄉學村學、鄉村衛生工作,更少不了青年義務教育、聯莊會自衛訓練、鄉射典禮等活動。

  想要面子光鮮,里子更得實在。早在1931年初,這場以縣城鄉村建設研究院為圓心,輻射整個鄒平的建設運動,在一群知識分子的帶動下,風生水起,氣候漸成。

  這批下鄉的知識分子,在梁漱溟的號召下,拋棄城市生活,來到農村做民眾的“喉舌”“耳目”,期待把自己所學用到實處。“當時,梁漱溟他們買下了縣城東關一家帶院子的舊鹽店,大概有十幾畝。對房舍簡單整修,又在院子里新蓋了一座禮堂和七座教室之后,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就在這里辦起來了。”鄒平縣梁漱溟紀念館館長劉慶亮介紹道。

  若在黑白電影中,長鏡頭掃過民國鄒平縣城,城里城外的房屋多為茅草頂,筑以土墻,磚瓦屋極少。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北面,是附近農戶的大片菜園,春天的白菜花、蘿卜花、菠菜郁郁蔥蔥,阡陌縱橫。附近水塘中,汩汩山泉注入,幾群鵝鴨在池塘中戲水。清晨或傍晚,研究院的教師們,從后門出來散步,領略鄉村田園風光。

  秋雨微涼,在鄒平一中教師王大超的指引下,記者尋訪到鄉村建設研究院舊址。當年風風火火的研究院被鄒平一中老校區覆蓋于地下,尋不到半點痕跡,唯有操場北面一尊梁漱溟先生堅毅挺拔、銅骨錚錚的塑像,靜靜矗立。

  “鄒平縣的全部事務,研究院可以做主,山東省并不管。縣長由研究院提名,省政府照提名任命。縣政府的機構設置,行政區域的劃分,完全由研究院根據需要決定。在經費上,還有減免優惠和特殊補助。”山東梁漱溟研究專家郭蒸晨介紹道。

  彼時談及選舉,鄉村百姓不愿走幾十里地去投票,自愿放棄選舉權。看到這一點,梁漱溟感到要改造中國政治,必須從基礎做起,想救活舊農村,當認取自家精神,尋取自家的路。堅信“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,憲政的基礎就有了”的他,終于在鄒平找到施展鄉建理念的空間。

  “作起鄉村運動來,倒是愜心恰意,仿佛‘這才是我的行業’!當初所謂‘重振古人講學風氣而與近世的社會運動并合為一’那句話,至此算是滿了愿。假如社會各行各業之中有此一行業,我倒愿以此終其身。但這明明是我的志業所在。”暮年時的梁漱溟在憶往談舊時心猶戚戚。

  理想豐滿,現實卻骨感。“研究院沒有蓋一間家屬宿舍。學生住在舊鹽店和破廟改的屋里。有家眷的就租老鄉的房子,有些是磚墻草頂,有些是土墻草頂。一直到我走,全城沒電沒水,燈就是油燈,最好的一條路是東關到西關的土路。”今年89歲的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回憶道。

多虧韓復榘那頓皮鞋

  比生活條件更具挑戰的,是鄒平的窮山惡水。“鄒平縣西南山嶺叢雜,東北河流交錯。當時,農民囿于舊習,對森林或侵盜伐賣,或伐為薪柴,致使山嶺禿瘠,河岸荒蕪。”據郭蒸晨介紹,研究院成立后,梁漱溟和同仁們開始大力提倡造林。

  在梁漱溟紀念館保存的《鄉農的書》中,有一首《造林歌》:“松柏楸榆,楊柳桐槐,桃梨杏棗,栗柿桑梅,或生鮮果,或成良材。勸我鄉民,快把樹栽!何處種樹?道旁河崖。何時種樹?地凍初開。如何種樹?深鋤淺栽。結社立會,保護成材。”

  通俗易懂、瑯瑯上口的歌曲既道明造林的好處,又介紹了造林的技術要求,在鄒平的山河間廣為流傳,荒山也自此抹青黛。 

  山綠了,水卻為患。源于鄒平南部長白山的清河溝,橫貫鄒平腹地,蜿蜒70里,注入小清河。清嘉慶年間起,河道淤積,積水難排,在青陽鎮滸山鋪一帶匯成五萬多畝的沼澤地。每逢暴雨,周圍數百頃農田被淹,民眾深受其害。

  早在計劃拍攝電影之前,見鄉建工作已初具規模,梁漱溟便邀請水利專家進行勘測,設計方案,準備對清河溝進行改造。可如此造福百姓的工程,卻遇到兩方困難——

  其一來自百姓,縣城附近村莊不能從工程中直接受益,不愿承擔銀兩;滸山鋪湖區民眾怕湖水排走,影響漁業及水生作物收入;下游民眾擔心工程侵占土地影響生產。

  無論什么困難,要想解決,必不能在當地本身上著想。梁漱溟和同仁們在規勸民眾不能只站在本地位置上說話,要以大局為重后,又想出兩個辦法:一是請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協調,從周村調一個旅的部隊,前來幫助疏通河道;二是原計劃60天的工程,改為兩期進行,并酌減民眾負擔的銀兩。

  其二來自官方,問題更為棘手。清河溝還流經長山縣,疏浚工程需兩縣相互配合。長山縣縣長袁明謙覺得工程對長山沒有直接利益,態度消極,遲遲不愿出手動工。

  在與袁縣長多次協調無果后,梁漱溟為此事專程去濟南面見韓復榘。在鄒平民間傳說中,這一問題的解決,頗具喜劇色彩。不久,韓復榘奔赴周村工兵營,附近幾縣的軍政要人都集中聽訓。長山縣袁縣長亦騎摩托車趕去,不料遲到。

  韓復榘視而不見,開始訓話,先談禁毒等工作,而后突然轉臉沖著袁縣長,問他知不知罪。袁縣長非常緊張,支支吾吾。韓復榘高聲責問,清河溝是怎么回事,袁縣長還是含糊其辭。這無疑是火上澆油,韓復榘怒氣沖冠,一俯身脫下皮鞋,拉住袁縣長,劈頭蓋臉地打起來。旁邊的人慌了手腳,急忙上前勸阻。韓復榘指著袁縣長的鼻子訓斥道:“汛期之前拿不下工程,我要你腦袋!”

  兩個月后,清河溝工程順利竣工。彼時兩岸遍植的杏樹花期正盛,落花隨水而下,始定名“杏花溝”。今日杏花溝,在滂沱秋雨中,行洪依舊通暢。有人說,這多虧了梁漱溟的努力,也有人說,多虧了韓主席的那頓皮鞋!

合作社培養民主政治習慣

  書生意氣引導下的“鄉村運動”,唯恐鄉村、鄉民不動。“老百姓講求實惠,實惠多,運動開展起來就容易多了。”梁培寬如是解釋如何發動老百姓。

1932年底,《東方雜志》為次年初征文,問今年做個什么夢?梁漱溟答: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著預期目標而前進。

  奔著農民致富的目標,當時鄉村建設研究院提倡學丹麥、日本,引入科學技術,促進合作組織,并在黃山腳下設立一處實驗農場。

  在電影鏡頭中,農場當如此由遠及近切入:從研究院出發半里地,黃山腹地,參天翠柏點綴于蕭疏白楊榆柳之間,不知氣候為冬為春。參差隱約中微現一角樓臺,儼然如畫。村童遙指,鄉建院農場是也。

  農場的唯一宗旨,是歸諸實際工作,在經濟范圍內得以仿效,建設模范農村。拿畜牧業來說,農場中有瑞士奶羊、來杭雞、壽光雞、黃金種蜂、英國栗色兔、俄國昂格拉兔、藍色兔,這些家畜可因勢利導地對本地物種進行改良。譬如身體小、出肉少的鄒平本地雞,年產蛋不到80枚,而將來杭雞與本地母雞雜交,一年可產蛋170多枚,這給農民帶來看得見、吃得著的實惠。

  而農場最有成效的工作,當屬1932年開始推廣種植脫字美棉。農場根據鄒平的氣候和土質,先將種子發給農民,要他們辦理登記證明,包其獲利,否則損失由農場賠償。農民也得依照規定之法種植,由學生指導作業。

  農場工作人員李元貞曾算過一筆經濟賬:一畝麥子,若遇收成不好,隨手薅薅,捆起來,產量在200斤左右。而一畝棉花,畝產400斤,若拿到市場上賣,10斤棉花頂60斤糧食的收入,一畝棉花最高可頂六畝糧食。

  有人保本,有利可圖,農民的積極性暴漲。棉花種植面積由1932年的900畝,擴大到1933年的23000畝,到1934年則增加到40000余畝,基本普及鄒平全縣。

  “研究院還根據棉花產量的高低,進行獎勵。在縣城開展覽會,分甲、乙、丙三種獎勵,獎勵品有銀盾、銀瓶、字畫等。”劉慶亮介紹道,最多有近六萬人參加的展覽會上,還展出改良的農具及創造發明。十三鄉任馬寨張仲孚發明兩頭耕鋤,工效提高一倍,得過一等獎。花溝王云章發明的插砘子,既能鎮碎板結的地皮,又不傷害小苗,得了甲級獎。

  為改變棉農自己售棉的舊方式,鄒平實驗縣在孫家鎮成立“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”。“各村社統一收購、軋花,送交在孫家鎮的總社,由總社根據合同售給棉商。”時任合作社聯合會主席的孫子愿回憶道。

  在梁漱溟的構想中,“合作社”不限于“產銷一條龍”一點上,還要擴展到金融、運輸、消費等方面。為此,研究院成立“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”,制定“五年合作計劃”。合作社遍地開花,到1936年底,棉花運銷、蠶業、林業、信用、莊倉、購買等6種合作社共計307所,社員8828戶。

  “合作社里的事情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,其中的選舉、合作、監督等環節,實際上是培養農民民主政治的習慣。我父親希望地方本身有自我組織、自我運行的能力,不要政府都管,主要用教育的方式,啟發人的思想,把農民當主體,讓他們真正有主人翁意識,自己來管理農村。”梁培寬如是解釋父親一貫支持“團體生活”的動因。

1932年冬,江西省派出考察團,赴鄒平學習鄉建。考察團成員的日記中,有如是記載:在縣城8里外的逯家莊,自研究院提倡棉絲業務合作及改良后,收獲加倍,家給人足。然地方民風淳樸,勤儉茹苦,每日食糧,有用棉子、大豆、小米混合成面,做成窩頭,以充饑者。

  轉眼三四年后,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敦厚農民,日漸習慣鄉村建設運動帶來的變化。科學種田、良種改良、化學肥料、治蟲噴霧器、深打機井已是田間地頭的尋常事物,無線電收音機、電影、電話、建醫院、種牛痘、計劃生育等也在鄉村的巷陌之間推而廣之。

整個村像一個學校

  “梁漱溟,好人啊!村頭還有一塊他題的‘共成斯舉’碑,上面還有我的名字呢。”孫鎮輝里村92歲的李慎慶回憶起少年時曾捐五吊錢助學的往事。

  在清朝曾出過“五子登科”的輝里村,讀書重教傳統悠久。早在1909年輝里村的開明士紳就建起了鄒平縣最早的村級初等小學堂。

20年后,村內士紳再次倡議集資辦學。他們給在青島的“五子登科”后人去信,征得同意后賣掉家族墓地的大楊樹做課桌凳。全村一百多戶村民也踴躍捐款捐物,校舍整修一新,輝里初級小學辦得異常興旺。1931年,梁漱溟為此題寫“共成斯舉”以示紀念。

  “斯舉”已成,但梁漱溟心里明白,彼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可謂鄉村破壞史,國際、國內的壓迫,天災、人禍的摧殘,使得鄉村命運日益沉淪。此時,作為真誠的儒者,他懷揣儒家文化理想,落腳于儒家文化誕生的傳統農業社會的深厚土壤,盼望中國文化的“老根”上生發出“新芽”。

  “真力量要從鄉村社會中慢慢地醞釀出來”,此呼喊如深夜振鐸,在鄒平的天空回響。雷厲風行的鄉村建設者們在1933年7月,把鄒平原設的7個區改建為14個鄉,每鄉建立一處鄉學,各村莊建立村學。

  梁漱溟如此解釋融鄉村自治與教育為一體的“村學”“鄉學”:村學為一村求進步,以闔村算一個學堂,父老中有品有學的為學長,為人明白會辦事的為學董,領著眾人講求進步,要是自家人知識不足,還要請教員來指導;有些事一村辦不了,必須臨近多個村聯合辦鄉學,這時就需品學資望更高的人出頭領導,多請兩位教員來指教。

  由此,“教員”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。“1933年春天,我和幾個同學在長山縣東社村辦民眾學校。那時招了不少農民學員,小的17歲,大的30多歲。我們的任務是給他們講課,講鄉建理論、道德修養、農業科學知識、養殖等。學員不交學費,農忙時放學,農閑時上學,學時、人員不定。”曾經在研究院訓練部當過學員的劉溥齋回憶道。

  當時各處雖建有學校,但村里窮人的孩子還是無處識字,“學費挺貴,俺們窮人的孩子平時拾柴火、挖野菜。”輝里村91歲的李代長老人回憶道。

  為解決失學兒童掃盲問題,各鄉學找來“小先生”,設立“共學處”。“共學處,真是好,你去學,我來教,大家共學真是好。共學處,真方便,不費那功夫不花錢,大家快來把書念。”李代長把80年前的歌謠一氣呵成地唱出。

  “高年級學生在晌午頭休息的時候,在村頭、街頭樹下掛一塊小黑板,俺們跟著學幾個字。有時候他們還教唱歌、講故事。”李代長回憶道,婦女也能參加共學處,但她們不愿意去。

  “鄉學、村學的建立和開展活動,使鄉村各種工作都有不同程度提高,尤其是生產、教育、治安、鄉情民俗、人際關系方面成效較大。”劉慶亮介紹道。時任研究院副院長的王紹常回憶那段往事時,也如此評價:“整個村儼然像一個學校,整個鄉像一個更大的學校,這邊是所謂‘社會學校化’。”

  “那時俺們村比一里外長山縣的辛集村、楊家村熱鬧多了。秋后場院門一關,每天天不明,青年、聯莊會員集合列隊,滿街跑步,喊口號,共學處在街頭、巷口上課、唱歌。晚上,村里鑼鼓敲起來,通知村民上夜校,學校里學生上晚自習、開會。到晚上9點,俺們才睡覺。”李慎慶回憶道。

三省其身在“朝話”

  沉睡了一夜的鄉村,在東方翻滾出魚肚白時,蘇醒了。穿過墟落中一排排低矮的茅檐,越過青山、河溝相繞的曠野,牧人們驅犢趁曉耕。由村落到縣城,黑白電影的鏡頭聚焦到鄉村建設研究院。這里的清晨則是另外一番景象——

  “天將明未明時,大家起來后在月臺上團坐,疏星殘月,悠懸空際,山河大地,皆在靜默,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,此情此景,最易令人興起,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、興奮、靜寂,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,我獨清醒,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。在我們團坐時,都靜默著,一點聲音皆無,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。”

  在鄒平期間,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這“朝話”。學生們片刻冥想后,由老師發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話,提供進一步反省的教材。內容多是有感而發,或從學生、教師身上出發,或有感于時事。有時一個話題一氣呵成,有時零零碎碎地講,幾年下來,有數百次之多。

  梁漱溟希望通過這種“三省其身”的方式,讓學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熱情,認識到鄉村工作的深刻意義,而他鄉建理論的萌芽隨之破土而出,不斷蔓延伸展。

  “他的生活很簡單樸素,每天起得很早。夏天五時,冬天六時,晚十時左右就寢。住室除桌椅外,別無長物,有‘家徒四壁’之感。他的書籍也不放在私室,統統放在公用的圖書館中。”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唐現之如此回憶梁漱溟在鄒平的生活。

  一生不留發的梁漱溟,每日茹素,三兩個燒餅,一碗稀飯,佐以幾片大頭菜即可解決他的“民生問題”。“這種情況并不偶然,往往經年如此。每日黎明即起,寒暑如一,生活簡約一如持戒律之僧人。”梁漱溟的學生胡應漢如此回憶道。

  靜水流深,其志不在溫飽。“我來做鄉村運動,在現在的世界,在現在的中國,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。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,所激發。離開朋友,拋棄親屬,像和尚到廟里去般到此地來。因此事太大,整個地占據了我的生命,我一切都無有了,只有這件事。”梁漱溟早早地沉住了出家精神做鄉村工作的心。

  “他還常常要跑到外頭。主要做兩件事,一是向很多人介紹他的主張和經驗,二是邀請人來鄒平做工作。那時有上百名專家、教授,投身鄒平的鄉村建設工作。比如醫療,他去齊魯醫學院找醫務人員來鄒平實習。經濟方面,以前南開大學的經濟研究所,也請他們來作調查。諸如此類的,要自己去跑,花了他不少時間。”梁培寬回憶道。

  寧在一思進,莫在一思停。正如梁漱溟所堅信,如果真想干,應內決于心,雖有時糊涂恍惚,也可覺醒。在外東奔西走,在鄒平要忙著處理院務,給學生講課,由于太過忙碌,他時常失眠。

  “1934年2月間,他在講習會主講鄉村建設理論,幾分幾刻的時間,他都不愿意給人白白空過去,他的病便因此加重了。咳嗽、發熱,都很厲害,但他仍然照常講課。及至他的抵抗力,不能勝過他的病了,才到醫院里去療養。他的一舉一動,能表示出他太看重對方了。”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學生李靖宇回憶道。

  動靜之間,鄉村建設的大網也散播開來。“1935年,以菏澤為中心,劃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。經過研究院各部及所屬鄉村師范、鄉村人員服務訓練處各部門培養、訓練的學生累計3000多人。”據郭蒸晨介紹,截至1937年,山東107個縣中有70多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。

  只可惜,與鄉村建設一起迅猛發展的,還有虎視眈眈的侵華日軍。1937年10月13日,戰火燒至黃河北岸。次日清晨,梁漱溟匆匆趕到濟南,在千佛山上找到韓復榘,苦勸五小時,愿他守住黃河防線,可惜未被理睬。16日,他帶領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人員撤離鄒平,苦心建設經營七年的鄒平鄉村危如累卵。

  在淡入又淡出于鄉村建設之后,梁漱溟繼續延展著他的出家精神,有不舍眾生,有舍生取義為農夫直言,還有“士可殺不可辱”。1988年6月23日,梁漱溟溘然長逝。人生軌跡輪回,繞了一圈后,又回到鄒平。

近40年沒去鄒平縣城的李慎慶老人,雖從未與梁漱溟謀面,但他知道“梁漱溟就埋在縣城邊上的黃山上”,“啥時候去拜拜”的念頭更讓人唏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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